近出考古文献表明，除了秘书、图谶之外，兰台亦是国家法规和皇帝诏令等保藏之处。1959年出土的武威汉简《王杖10简》保存了两份皇帝诏书，其中云：“如山东复有旁人养谨者常扶持复除之明在兰台石室”；“兰台令第卅三御史令第丗三　尚书令灭受在金。”[8](P3，4)随后出土的武威汉简《王杖诏书令》亦多次言及兰台：“人有养谨者扶持明著令兰台令第丗二”；“弃市令在兰台第丗三”；“右王杖诏书令在兰台第丗三”。[8](P15，17，18)可见，兰台亦是国家法规、皇帝诏令等保藏之所。《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中丞）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2](P725)《后汉书·百官三》：“（御史中丞属官）治书御史二人，六百石。本注：掌选明法律者为之。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3] (P3599)《史通·忤时》：“先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9] (P590)可见，后汉百官上书须先经侍御史审核。治书御史需以法律定天下献书者是非，侍御史监察公卿奏事是非，亦必以国家法规与皇帝诏令为据。可见，正出于职务之需，兰台亦是国家法规和皇帝诏令等保藏之处。

简而言之，因御史中丞及属员主要职责之一是监察天下上书以及公卿奏事是否乎规范，故其办事机构兰台成为国家法规与皇帝诏令保藏之处。又因一些罕见秘籍和图谶等，往往是定是非的重要依据，故兰台又是秘籍与图谶的收藏之所。
二、兰台令史官秩
汉代令史名目众多，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太尉、司徒、司空皆有令史；另外，尚书令属员有尚书令史十八人，符节令属员有符节令史等。《史通·史官建置篇》：“令史自太尉、司徒以下，诸府属多有之，非史局属员之专称。”[9] (P310)《通典·职官四》：“其尚书郎初与（尚书）令史皆主文簿，其职一也。”[10] (P609)可见，“令史”是汉代低级文职人员通称。兰台令史显然因任职于兰台而得名。兰台令史一职出现得较早。《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2] (P1721)此处御史令史即御史中丞属官兰台令史。
在西汉时期，御史中丞隶属于御史大夫。到了东汉，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御史中丞于是与之脱离，成为御史台，隶属于少府。有汉一朝，兰台令史地位甚低。《汉官仪》：“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10] (P609)《通典·职官四》：“后汉尚书令史十八人……皆选兰台、符节简练有吏能者为之。”[10] (P609)《通典·职官四》：“其尚书郎初与（尚书）令史皆主文簿，其职一也。郎缺，以（尚书）令史久次补之。”[10] (P609)此为西汉时情形，到了东汉时期则有所变化。《三辅决录》卷一：“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次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11] (P19)《通典·职官四》：“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职焉。”[10] (P609)《通典》还记载孝廉郎丁邯宁死不肯为尚书郎一事。可见，兰台令史官阶甚低，不及尚书令史，更不及孝廉郎和尚书郎。
兰台令史官阶到底如何？《班固传》注引应劭《汉官仪》：“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3] (P1334)《后汉书·班超传》注引《续汉志》曰：“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3] (P1572)《通典·职官八》：“后汉兰台置令史十八人。秩百石，属御史中丞。”[10] (P735)《后汉书·百官三》对各类令史俸秩有所记载：“（太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本注曰：《汉旧注》公令史百石。自中兴以后，注不说石数”；“（尚书）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符节令史，二百石”。[3] (P3599,3597,3599)如上所说，兰台令史地位低于尚书令史，而尚书令史仅二百石，故兰台令史仅为百石可信。从汉代士人职官升迁亦可看出兰台令史地位不高。如班固先为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傅毅、孔僖皆先拜兰台令史，后拜郎中。郎，即三署郎，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三署郎有中郎、侍郎、郎中三等，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从班固等人任职可以看出，兰台令史低于比三百石的郎中。此亦证明兰台令史官阶不高、俸禄不厚。
但《后汉书·百官三》：“兰台令史，六百石。”[3] (P3600)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兰台令史官秩颇高。其实，此处“兰台令史”当为“兰台令”之误。《后汉书·百官三》“兰台令史”之前记载了十余种隶属于少府的各类“令”职，如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内者令、尚书令、符节令等。这些“令”职多为六百石（仅尚书令为千石），以此推之，俸禄为六百石的只能是兰台令，不可能是兰台令史。
三、兰台令史变迁
总体而言，兰台令史官阶不高，但在不同时期，其地位及职能皆有所变迁。如上所说，东汉光武帝之前，兰台令史往往只能补尚书令史。光武帝一朝，兰台令史依然不过是侍御史的助手。《后汉书·祭祀上》：“（建武三十二年）二月，上（光武帝）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到了明帝时期，由于明帝好文，大量著名文人被征入兰台，于是兰台成为著述和校书之所。《论衡·佚文》：“王莽无道，汉军云起，台阁废顿，文书弃散。光武中兴，修存未详。孝明帝世好文人，并征兰台之官，文雄会聚。”[12](P866)由于受到君主器重，兰台令史地位有所提升。《后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轶》记载正月大傩之后赏赐公卿情况：“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郎官、兰台令史三千，中黄门、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3] (P3129)郎官（即三署郎）最低为三百石，最高为六百石，远高于兰台令史，但兰台令史所受赏钱与之相等；羽林郎比三百石，中黄门百石（后增为三百石）仅二人共三千，可见君主对兰台令史的重视了。
《汉官仪》：“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10] (P609)由于尚书令史和尚书郎名额有限，不可能满岁即迁，由兰台令史升为尚书郎并非易事。如上所说，东汉光武帝以孝廉郎补尚书郎。这无疑严重地影响到兰台令史升迁。在明、章时期，众多著名文人，初虽仅为兰台令史，但很快“超迁”为郎。《后汉书·班固传》：“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3](P1334)《后汉书·文苑列传·傅毅传》：“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3](P2613) 《北堂书钞》卷六十二引华峤《（后）汉书》：“贾逵，字景伯有赡才，能通今古。时有神爵集宫殿上，召见敕兰台给笔札，作《神爵颂》，除兰台令史。”[13](P218)《论衡·别通》：“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12](P604)这些表明贾逵曾任兰台令史。《后汉书·贾逵传》：“（明）帝赦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3](P1235)此处当省略了为兰台令史一事，贾逵亦当先为兰台令史，后拜为郎。《后汉书·杨终传》：“显宗时，征旨兰台，拜校书郎。”[3](P1597) 据上引《论衡·别通》记载，杨终亦普为兰台令史。可见，杨终亦先为兰台令史，后拜为郎。可见，东汉时期，兰台令史较易升迁为郎，故初入仕文人亦乐为之。
到了和帝之后，随着东观兴起，大量文人被征入东观修史，兰台著述与校书之用逐渐为东观所取代，于是兰台令史亦逐渐丧失其著述与校书之用，而回归掌书劾奏和监察威仪等职能。《续汉书·舆服志上》：“行祠天郊以法驾……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中常侍、小黄门副；尚书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兰台令史副。皆执注，以督整车骑，谓之护驾。”再如，灵帝中平二年（185）杨赐终，及葬，灵帝“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敕骠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3](P1785)这些兰台令史皆与著述与校书无关，只不过是侍御史的助手而已，故其地位亦回归到从前。
综上所述，由于职务之需，汉代兰台不仅是国家法规和皇帝诏令等的保存之处，也是秘书和图谶等的收藏之所。在汉代，兰台令史地位不高，秩仅为百石，《续汉书·百官志三》所载“兰台令史”俸禄当为“兰台令”之误。在东汉明、章时期，兰台令史地位有所提升，初仕兰台令史的著名文人后皆获超迁。自和帝之后，随着兰台著述地位的下降，兰台令史地位又回归到从前。